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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25 年 10 月 4 日，高市早苗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胜出，成为该党历史上首位女性总裁，且大概率将出任日本首位女首相。作为以强硬保守立场著称的右翼政客，她的当选将从历史认知、安全战略、区域协作等多个维度对中日关系产生复杂且深刻的影响，可能导致两国关系陷入新的紧张周期。

  历史认知层面：情感基础受冲击，政治互信遭削弱

  高市早苗的历史修正主义立场是中日关系的核心隐患。她长期否认南京大屠杀和 “慰安妇” 历史，公然挑战 “村山谈话”“河野谈话” 确立的历史共识，甚至将 “九一八事变” 后日本的对外侵略歪曲为 “自卫战争”。更具挑衅性的是，她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频率创下近年日本政客纪录 ——2014 年至 2025 年间 11 次参拜，且在 202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 80 周年这一敏感节点再度参拜，严重伤害受害国人民情感。
  历史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的 “政治基础”，高市的立场可能导致两国官方对话陷入停滞。对比石破茂执政时期（2024 - 2025）通过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推动的多层级交流，高市若延续历史修正主义路线，将直接切断双边政治互信的纽带，甚至引发中方采取反制措施，如暂停人文交流项目、推迟高层会晤等。

  安全与外交领域：对抗性政策抬头，区域风险升级

  在安全战略上，高市早苗的主张具有明显的对华针对性。她不仅呼吁引进远程打击武器、强化信息情报体系，还不排除进一步提升防卫支出占比以迎合美国的可能性。其政策逻辑延续了安倍晋三时期的 “安保扩张” 路线，但更为激进 —— 例如主张将自卫队升格为 “国防军”，实质是突破和平宪法限制，构建更具进攻性的军事力量。
  这种立场可能导致三重风险：一是日美同盟对华遏制态势强化，高市或推动美日在台海、南海问题上采取更紧密的联合行动，如增加联合军演频率、扩大武器部署范围；二是钓鱼岛等领土争端激化，她可能效仿安倍时期的强硬姿态，通过官方登岛、强化军事存在等方式挑衅中方底线；三是 “中国威胁论” 的渲染将升级，进而影响日本国内舆论对中日合作的认知，形成 “安全焦虑 - 政策强硬 - 关系恶化” 的恶性循环。

  经济与务实合作：合作空间收窄，不确定性增加

  经济领域的合作可能因政治对立受到波及。石破茂政府曾试图在日美同盟与对华经济合作间寻求平衡，例如推动中日在第三方市场、农业技术等领域的务实合作。但高市早苗的 “经济安保优先” 理念可能扭转这一趋势 —— 她作为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，曾主导多项限制尖端技术出口的政策，未来可能进一步强化对华技术封锁，尤其在半导体、新能源等关键领域设置壁垒。
  不过，日本国内的经济现实可能对其政策形成制约。当前日本面临物价高涨、产业竞争力下滑等问题，对华贸易依存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（2024 年中日贸易额占日本外贸总量的 18.7%）。若高市过度打压对华经济合作，可能引发日本企业界的反弹，迫使她在政治立场与经济利益间做出妥协。

  制约因素与潜在缓和空间

  尽管高市的右翼立场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冲击，但多重因素决定了双边关系未必会完全失控：
  • 国内政治制约：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已失去议会多数席位，高市需联合其他党派才能稳定政权，这可能限制其激进政策的推行空间。此外，自民党内部对其 “过于右翼” 的立场存在分歧，部分议员担忧其政策会损害日本的外交灵活性。
  • 日美同盟的复杂性：美国虽希望日本在对华遏制中发挥更大作用，但也担心高市的极端立场引发地区局势失控，可能通过外交渠道对其政策进行微调。
  • 务实合作的惯性：中日在气候变化、公共卫生、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存在共同利益，民间层面的经贸、文化交流仍有较强韧性，可能成为缓解官方对立的 “缓冲带”。
  从历史经验看，日本首相的对华政策往往存在 “竞选承诺与执政实践” 的差异。例如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初期对华强硬，后期转而推动 “战略互惠关系”。高市早苗若上台，是否会因现实压力调整对华姿态，仍有待观察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其当选至少意味着中日关系将告别石破茂时期的缓和态势，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阶段。